1943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逐渐进入到最为紧张和复杂的相持阶段。
日本虽然在1943年把大量的军力放在太平洋战争中，但是在中国国内，日军和伪军在中国南北方都不断地推动“三光”式的“扫荡”、“清乡”作战，对中国民众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企图用这种手段吓到中国人民。
但是从世界局势上讲，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举步维艰，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天平逐渐向盟军转移。
当时正在重庆的徐悲鸿为了鼓舞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创作一幅《会师东京》的画作。
徐悲鸿以“狮”字的谐音，创作了这幅群狮登临富士山怒吼的国画——《会师东京》！
许多人都知道徐悲鸿画的马是一绝，其实徐悲鸿不仅仅善于画马，他也非常善于绘制狮子。
徐悲鸿自己回忆在自己在柏林动物园经常去速写，“柏林之动物园，最利于美术家。猛兽之槛恒作半圆形，可三面而观。余性爱画狮，因值天气晴明，或上午无范人时，辄往写之。”
徐悲鸿自己回忆在这里“故手一册，日速写之，积稿殆千百纸。”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938年，日寇铁蹄肆意侵踏中华大地，无数百姓被日寇残杀，大半个国土全面沦丧。
面对此情此景，徐悲鸿悲愤地创作出《负伤之狮》。
在画面中，一只受伤的雄狮蹲坐于画面中央回首而望，雄狮的神情中充满着愤怒和不甘。
徐悲鸿在画面右上方题写道：“国难孔亟时与麟若先生同客重庆相顾不怿写此以聊抒怀。”
徐悲鸿在画中把中国比作负伤的雄狮，虽然身体受创，但是雄狮没有萎靡不振，反而目光中蕴含着继续作战的坚韧精神。
再比如同样是在1938年绘制的这幅《雄狮侧目》。在这幅作品中，徐悲鸿同样把中国比作雄狮，把日本比作毒蛇。
虽然毒蛇盘踞准备向雄狮发起进攻，但是雄狮目光炯炯有神，丝毫不惧毒蛇的威胁。
在画面左上方徐悲鸿写道：侧目。卓庵先生方家惠教，廿七年七月抗日之际，悲鸿。
而后，随着战争形式的变化，狮子这一艺术形象已经成为作者家国情怀的寄托。
徐悲鸿的狮子画不仅结构准确，造型生动，是绘画艺术上中西合璧的典范；而且徐悲鸿的狮子寄托着作者的浪漫主义理想，也已然成为忧国忧民、为振兴中华竭尽所能的典型符号之一。
而徐悲鸿的《会师东京》更是属于狮子画中的精品。
《会师东京》这一概念根据徐悲鸿初稿题记的记载，是曾经参与辛亥革命，后来在香港做军事分析的陈孝威所提。
陈孝威是福建闽侯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官居中将旅长。1929年离开军界，1937年迁至香港，创办了一个全球军事分析杂志。
陈孝威曾经在自己创办的媒体上成功预言德国必定会发动对苏联的战争、日本和美国必定会争夺太平洋而名声大噪。
陈孝威于一次讲演中表示：在二三年内，日本必败，盟军会师东京已指日可待。
当时在桂林的徐悲鸿被陈孝威的演讲所打动，在1942年就创作出《会师东京》的初稿。
图注：徐悲鸿《会师东京》初稿
在这幅《会师东京》的“初稿”上，徐悲鸿写道：会师东京初稿，卅一年秋徇陈孝威兄意作于桂林。卅六年冬悲鸿居北平补题。
由题识可知，此幅为徐悲鸿1942年秋作于桂林，1947年再次补题，应为一直随身之物。
后来徐悲鸿又迁到了山城重庆。
在重庆，徐悲鸿居住在好友的石家花园内。由于日军空袭频繁，他白天冒着被炸的危险，坐着小船到对面松林坡的中央大学去授课，下课后就躲进石家花园石崖下，在一个小小的天然防空洞内作画。
为防日军飞机偷袭，整个山城夜晚一片漆黑，徐悲鸿就在防空洞燃起煤油灯进行创作，他在这里又创作了一幅《会师东京》，也就是陈列在徐悲鸿纪念馆里的一幅。
在这幅作品中，画面正中是一只怒吼的雄狮，他英姿勃发，双目怒视前方。绷紧的肌肉、粗糙的鬃毛和雄狮厚重的质量感，使画面洋溢着一股雄浑的阳刚之气。
它的左侧有三只雄狮，右侧则是一只母狮带领着两只小狮子。
而这七只狮子所站立的地方正是日本标志性的富士山。
画面右上角虽然色调灰暗，有战云密布、风起云涌之感，但是在云层外似乎正在孕育着一轮红日。
徐悲鸿在画面右上角题到：“会师东京。壬午之秋绘成初稿，翌年五月写成兹幅，易以母狮及雏居图之右。略抒积愤，虽未免言之过早，且喜其终须实现也。二年端阳前后，悲鸿。”
这幅画有很明显的历史寓意，怒吼的群狮代表了中国和反法西斯同盟；群狮会师于日本富士山山巅，寓意抗日战争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幅画极富艺术想象力，也极具时事上的预见力，2年后，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
徐悲鸿曾经说过：“我不能拿枪去杀日寇，但我能用画笔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用画展得来的钱支援抗战。虽然家人跟着我暂时受了点苦，挨了饿，但听到前线传来的一个个捷报，让我感到心里坦然，所有的不快也一扫而光，觉得痛快了许多。”
在徐悲鸿纪念馆参观，不仅欣赏学习徐悲鸿的作品、技法，其实更多的是学习徐悲鸿的这种爱国情怀，这也是徐悲鸿留给我们的宝贵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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