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的坎坷经历 简单概括苏轼的一生

近两年,以宋朝为背景的影视剧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宋代文化的繁盛、市井的繁华,常常引起人们热议。而苏轼更是频繁被提及,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他在诗词、文章、书画方面都造诣颇高。

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在散文方面,他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不仅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而且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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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作行书《前后赤壁赋卷》册首东坡小像

然而,这样一个天纵奇才,一生却饱受党争之苦,宦海沉浮几十年。所幸,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好游山林。尽管坎坷无数,他都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心态面对,他的旷达乐观,感染了此后世世代代的人们。

01

科举入仕

苏轼(字子瞻,1037-1101)与弟弟苏辙(字子由)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拜入了主考官欧阳修的门下。这一榜进士,除苏氏兄弟外,还包括曾巩、张载、程颢、章惇、曾布、吕惠卿等人,称得上人才济济。

但在接下来的政治生涯中,吕惠卿将成为苏氏兄弟最憎恶的政敌,章惇当政的时候,则将苏轼流放到了海南岛。这一届“同年”中的朱光庭,后来严厉弹劾苏轼;林希被章惇提拔后,起草贬谪苏轼的诏令,极尽丑诋。

然而,苏轼始终坚持对人情的乐观信念,不断地把政敌变为朋友,寻求友谊以抚平伤痛,那些严重伤害过他的人,他试图与之沟通,并获得相当的成功,这是苏轼一生中很令人感动之处。

02

新旧党争

在宋神宗时期的“新旧党争”中,苏轼曾以苏辙的辞职书为基础,加以发挥,在十二月的严寒中写成了长达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逐条批驳“新法”,神宗未予理睬。

熙宁四年(1071)苏轼改任杭州通判,于年底到达了钱塘江边的“东南第一州”。苏轼的东南之行离开了京城的“变法”风潮,却无法摆脱“新法”及其“提举”者的压力。

走马上任的他,立即碰上“提举两浙盐事”卢秉严厉打击盐贩子的政策,卢秉获得无数的盐税向朝廷报功,换来的是无数营销“私盐”的罪犯等着苏轼去审讯发落。然后,为了保证“官盐”的运输,还要开通一条“运盐河”,苏轼受命巡行属县,监视开河工程的进行,又被派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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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西湖诗卷》

尽管被自己所反对的事弄得如此忙碌,苏轼却始终无负于江南农村的风光,千姿百态的西湖,秀丽如画的吴山和惊心动魄的钱江潮。

他为杭州的山水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使这些山水永远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从此改变了杭州的形象:这个钱粮盐布的都会,因为苏轼而转变成艺术和美的栖息地,至今神韵流淌,风月无边。

除了诗歌外,他也开始了填词的创作,这种新兴的文体将在他的手上大放光彩,成为宋代文学中最迷人的体裁。

03

对抗“三经新义”取士

熙宁六年(1073),朝廷设立“经义局”,在王安石的领导下,修订《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的标准解释,当时谓之“三经新义”,用于科举考试。如此一来,“新学”成为权威意识形态,所有希望通过科举走上政坛的年轻人都必须先接受和背诵王氏的“经义”,形成思想文化的独断局面。

这使苏轼不但作为一个官僚陷入了困境,作为一个文化人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桎梏。在“三经新义”被规定为唯一正确之观点的局面下,他的思想、学识和才华不但妨碍了自己,对于被他感染、受他影响的人也是有害的。

不过,苏轼在很多场合选择了反抗。他有自己的交游圈,而且不断扩大,他的名声、才华、性格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他的赞同者、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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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治平帖》

加上当时雕版印刷术开始普及,杭州的出版商开始出版苏轼的作品集,书市很快上便出现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得到出版业相助的苏轼,就像一个插翅飞翔的非议者,他的诗文中寓含的反对“新法”之意,憎恶“新党”之情,传遍国土,乃至响达境外,压迫所有人的耳膜,严重地影响和阻碍当前政策的贯彻推行。

04

乌台诗案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曾受命视察浙江,他一到杭州就发觉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非常容易就搜集到苏轼的许多诗文,带回开封向皇帝报告。他指出这些诗文中讽刺挖苦“新法”“新党”的寓意,建议朝廷给予严肃处理。这件事成为“乌台诗案”的伏笔。

后来,“新党”发生分裂危机,宋神宗亲自主持政务。尽管苏轼讽刺挖苦“新法”的作品主要是在杭州写的,但他的文集已经出版流行,无法撤回,其中的多数作品,经过沈括的揭发,他非议“圣政”、指斥“乘舆(皇帝)”的罪名逃无可逃。

当时代理御史台的长官李定,纠集台中御史,弹劾苏轼诗语讥讽朝廷,要求给予处分。神宗派御史台火速前往湖州衙门,当场逮捕了苏轼,拘捕至京,关押在御史台审理。

这场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历时一百三十天,经过多方周旋,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才以“免罪释放”结案出狱,其间诟辱备至,可谓命如悬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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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枯木竹石图》

据说,苏轼在狱中自料必死,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的诗,其中一首如下: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早在出仕之前,苏氏兄弟便相约要及早退官还乡,享受“夜雨连床”之乐。在愚暗痛苦的牢狱中,这微不足道的生命曾经订下的誓约一次次再现,冲破荒诞,叩击人性。手足之爱的巅峰,朴实无华的语句,直现了主体穿越时空浩劫的情感力度。

05

贬居黄州

“乌台诗案”结案,诏贬苏轼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水部员外郎”是水部(工部的第四司)的副长官,但“检校”则表示这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团练副使”是唐代的地方军事助理官,宋代只表示官僚的级别,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职务;比较实在的是“本州安置”,规定苏轼要住在这个地方。

令人啼笑皆非的官名把贬谪官员与流放罪犯区分开来,元丰三年(1080)到达黄州的苏轼,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首诗对这个官名开点玩笑: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初到黄州》)

全诗八句,都是对自身境遇的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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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黄州寒食帖》

年过不惑的苏轼,重新思索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计。穷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亲自耕种,植了些粳稻枣栗之类,以此收获来稍济困窘。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地的东面,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

后来,他又在东坡造了几间屋,四壁图绘雪景,称为“雪堂”。从此以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士,时常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

耕种自济、养生自保、著书自见、文学自适、韬晦自存,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轼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后来他在诗中讲述这段经历:

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间,武陵岂必皆神仙?(《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他将自己曾经谪居“五年”的黄州称为一个非常“幽绝”之处。春天有微风吹过的长江,夏天有暮雨淋过的西山,秋天有火红枫叶间的乌鸦,冬天有深绿松树上的白雪,围绕着水边宿泊、酒醉而眠的诗人。贬居之地被他形容成了仙境,或者世外桃源。

06

身行万里半天下

直到元丰七年(1084)正月,宋神宗出手札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可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给他换了一个“安置”的地方,苏轼得以离黄北上。

离开黄州的苏轼并没有马上飞黄腾达,其间尚有一年半“投老江湖”的长途漂泊,历经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六省,一路上有亲人、故交及方外的朋友相伴,少不了宴饮和游玩,似乎比黄州的生活要热闹许多,但在苏轼的心灵深处,很多时候是更感寂寞的,因为在黄州他还有东坡雪堂,现在是连个家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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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庐山三首》《东坡集》,南宋杭州刊本

期间,他游览庐山温泉,见壁上有云门宗可遵禅师一诗:“禅庭谁作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直待众生尘无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这是以温泉洗净众生之污垢而冷却了自己为比喻,来表明佛教徒舍身为人的决心。

苏轼对此伟大的宗教情怀,深表叹赏,不过他也注意到,这种说法的前提,是把众生都看作污垢!所以他马上续写一绝:“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他更愿意相信,人类的本性是清净无垢的,温泉的流淌是自然的过程。

07

与政敌和解

离开庐山的苏轼,继续乘舟东行,于元丰七年七月抵达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在这里,他会见了罢相八年的王安石。

两个并世的大诗人、大学者,在政治上却互相敌对。这一对政敌在江宁府的会见,确也称得上是神秘的。两人的谈话内容如何,后人莫测究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苏轼于八月离开江宁府前,他们曾数次会面,相谈甚欢,其结果是两人都有了结邻而住的意思。

苏轼要在江宁府或其邻近州县买田安家,以方便与王安石往来相见。他在给“旧党”朋友的信件中也说:“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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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新岁展庆帖》

苏轼逗留南都期间,北宋政界的局势发生了遽变。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英年早逝,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出山,“旧党”的人物连茹而起,苏轼、苏辙兄弟同时出现在司马光给太皇太后提供的起用名单中。

苏轼于六月就接到登州知州的任命,恢复了他在“乌台诗案”以前的官阶。此年十月,便接到奉调进京的命令,十二月到京,又升为起居舍人(皇帝侍从官)。

从登州赴京的途中,苏轼经过青州(今属山东),遇见了“乌台诗案”的炮制者、时任青州知州的李定,这可谓“仇人相见”。但当时苏轼写给朋友的信中,却说:“青州资深(李定字),相见极欢,今日赴其盛会也。”继江宁府与王安石和解后,苏轼在青州又与一位严重伤害过他的政敌和解了。

08

登上京师的政治舞台

苏轼到京后,很快升为翰林学士,进掌“内制”,成了参与决策的政府要员和朝廷的喉舌。当然,司马光起用他,是要借助他“能鼓动四友”的文章,达到废除“新法”的政治目的。

因为职务的关系,苏轼起草了不少贬斥“新党”人物的诏令制诰,其中最著名的是《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制》,这是苏轼所有文章当中,骂人最厉害的一篇,当然也给他自己留下了严重的祸患。他将“新法”说成吕惠卿祸国殃民的“罪行”,后来“新党”重新执政,就以诬谤先帝的罪名责罚他,这是后话。

尽管苏轼步步升迁,但经过“乌台诗案”的他,始终被很多人看成是跟朝廷有仇的人,于是只能在距离相权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下来:看着后面的人,包括自己的弟弟,越过他而走向相权所在的“东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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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

元祐元年四月,苏轼被司马光委任“同定役法”,二人就是否废除《免役法》看法不一,分歧一度异常激烈。然而不久后司马光病逝了,“旧党”中许多人一直扛着司马光的旗帜,而苏轼等人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历史上有了所谓的“洛蜀党争”。

09

元祐党争

从元祐元年十二月起,“洛党”诸公一直攻击苏轼,从苏轼的诗歌、文章入手,找出一些词句来证明苏轼对神宗的不敬。这本来就是苏轼容易被怀疑之点,他不能不上章自辩,逐渐自觉不安于朝,于是接连上章请求外任,并于元祐四年三月获准出知杭州,四月岀京。

到任后,面对当时两浙地区的严重灾情,苏轼不能不利用他的职位和影响,去向朝廷请求免收租税,开仓赈济,还创置病院来救死扶伤,惩治恶人来安抚民情,同时还要设法摆脱“洛党”的牵掣,因为他们居然说苏轼在谎报灾情,争取过多的赈济款项。

可就是这个被泼着脏水的杭州知州,以他的出色治理,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更为美丽的杭州。著名的“苏堤”和“三潭印月”就是他治理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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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啜茶帖》

元祐七年(1092)春苏轼改知扬州。无独有偶的是,扬州也有一个瘦西湖。后来苏轼贬到惠州,那里还是有西湖,所以有人说苏轼是“一生与宰相无缘,到处有西湖作伴”。

10

万里南迁

元祐九年(1094)四月,哲宗改元“绍圣”,起用章惇为宰相,大张旗鼓开始“绍述”之政。就在这一月,御史们袭用“乌台诗案”的故技,纠弹苏轼以前起草的文件中有讥斥神宗之语。这时来看苏轼以前的文章,便满眼都是颠倒黑白、愚弄君主的话了,苏轼马上得到官落两职、追一官、责知英州(治所在今广东英德)的严惩。

贬谪的命运再次降临到苏轼的身上。据记载,绍圣元年四月贬谪苏轼,实际上经历了五改谪命,最终将其贬为宁远军(今湖南宁远)节度副使、仍惠州安置。

苏轼于绍圣元年十月初到达惠州,当地官员让他住到“行衙”的合江楼里。但是,据说这样的待遇对一个逐臣来说太高了,所以十几天后即迁居到偏僻的嘉祐寺。

嘉祐寺的边上有个松风亭,苏轼曾作小品文《记游松风亭》,记下了这次小小的游历中的心理感受:因为预先确定了游玩的目标,所以为到达不了那里而不胜其苦;一旦放弃这个目标,就如鱼脱钩,释去羁绊,轻松自在。从而,他悟出人生的哲理,人们在生活中要善于摆脱自我限制,获得心灵的完全自由。

11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从朝廷一直延伸到地方的无所不在的压力、年老多病、物质生活的困乏、岭南地区相对落后的人文环境以及流行的瘴疡,都威胁着苏轼的生存。

在惠州,苏轼的侍妾朝云染病去世,朝云是晚年苏轼唯一的异性伴侣,是东坡的文学作品中提到最多的一位女性,她年轻时能歌善舞,晚年则能与东坡一起参禅,与东坡之间有较高的精神沟通,朝云的去世令东坡居士真正落入“晚景凄凉”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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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尊丈帖》

但东坡之为东坡,莫过于他的善处逆境。他以顽强的自我肯定,与种种生活的智慧,来对付困难。他借了一块不到半亩的地来种菜,吃着自己劳动的收获,认为其味胜过粱肉。他又在这菜园里种上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药物,不但用作自我调理,还常施与别人治病。他在酿酒方面已能自创酿法,名为“真一酒”。

在精神上,他也保持着多方面的追求,除了儒家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的总体原则外,比较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对佛老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二是“和陶诗”的大量写作。

黄庭坚曾形容此时的东坡:“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跋子瞻和陶诗》)“饱”字烘托出身处艰危而泰然自适的风度,“细”字又刻画出“和陶”的用功之深。

12

天涯海角

绍圣四年二月,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元祐党人”,诏令将苏轼责授琼州(今海南海口琼山区)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安置。

在“元祐大臣”中,苏轼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前代的一流诗人没有哪个到过海南岛的。然而,若从诗人的游历来看,这也不妨称作一番奇遇了。

刚登上海南岛的苏轼,便在琼州至儋州的路上遇见一阵“清风急雨”,于是作《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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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渡海帖》

海上的风涛奇幻怪谲,东坡的神思更是天马行空。海外一行给他提供了全新的感受,使他的心胸更为开阔,气象更为博大,创作艺术又迈进到新的境界,如天风海雨一般,令当年与他齐名的苏辙、黄庭坚等人都望洋兴叹。

在中国诗歌史上,东坡过海后诗是与杜甫夔州以后诗并称的最高艺术典范,标志着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炉火纯青的境界,真所谓“久矣此妙声, 不闻蓬莱宫”。

13

随遇而安

海南的生活当然比惠州更加艰苦,苏轼给友人的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代与程秀才三首》之一)

他到儋州后,先住在官舍里,但次年元符元年(1098),朝廷派人按察岭外,将他逐出了官舍。之前,苏辙也因在雷州被地方官礼遇,而被移至循州(今广东惠州东)安置。这样,兄弟间隔海通信的便利也被剥夺,对于苏轼的打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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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蕃《东坡屐笠图》

但苏轼马上就在海南的黎族人民中间找到了新的友谊。他贬居越久,对淳朴的乡人间流淌着的深厚情味就体会越深。黎族学生帮他筑起土房,而他自己也戴了黎族的藤帽,着上花缦,赤着双脚渡水穿林,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黎民。

14

品味“玉版禅师”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暴崩,著名的“浪子”皇帝宋徽宗继位,政局于是又一次发生逆转。面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苏轼没有急着北上,他六月份才离开海南岛,直到年底还没有越过南岭。

次年,宋徽宗改年号曰“建中靖国”,这与政策倾向密切相关,意思是要在新、旧二党之间取一条中间路线,以图结束党争,安定国家局面。苏轼、苏辙兄弟便被认作旧党立场最为鲜明的“极端”人物,并不在收用之列。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苏轼进入今江西境内,碰上了司马光的忠实弟子,元祐党争中最强悍的政敌刘安世,此时也从岭南获释北归。

苏轼邀请他说:“附近的山里有一位玉版禅师,我们可去同参。”对禅宗也有兴趣的刘安世欣然同往,但苏轼却把他引入一片竹林,挖出新生的竹笋煮了吃。刘安世问玉版禅师在哪里,苏轼指着白晳的竹笋,说这就是玉版禅师,禅味极佳。二人放怀大笑,尽释前嫌。

刘安世后来很长寿,其晚年的言行,被弟子记录为《元城语录》,其中对东坡的评价甚高。

15

湛然而逝

苏轼本想一路北上去颍昌府,与苏辙会聚,但迫于时局,他只好放弃这一打算,因为那里离京城太近,容易招惹麻烦。

同时,苏轼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再投入严酷的政治斗争了。六十六岁的年龄,在当时已算高寿;又从瘴疠之地的岭南返回,已身染瘴毒;一年来行走道途,以舟楫为家,生活极不安定,时值盛暑,河道熏污,秽气侵人——他病倒了。

以后病况时增时减,到六月十五日舟赴常州,苏轼便向朝廷上表要求“致仕”,做出了退出政界的最后打算。他的病势至七月十五日转重,一夜之间发起高烧,齿间出血无数,到天亮才停止。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宗溘然长逝。

苏轼一生的坎坷经历 简单概括苏轼的一生

苏轼书《前赤壁赋》(局部)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记述其临终情状云:“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

面对死亡,他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无怨无悔,自信死亡也不会令他坠落黑暗之中,所以告诫家人不必哭泣,以免生命化去之际徒受惊扰。他只愿以最平淡安详的方式无牵无挂地告别人。

当时黄庭坚也听常州来人相告后说:“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与王庠周彦书》)苏轼对生命意义的透辟理解,对人类自身终极关怀的深刻领悟,消融了濒死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

“湛然而逝”“谈笑而化”,他的确毫无遗憾地走向自己人生旅途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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